2006年11月，一个来自云南的农民工，在山西阳泉一家私人煤矿从事井下作业时，被井下巷道里突然跑出来的运煤车砸伤了双腿，导致双腿瘫痪，行动不能自理。包工头跑了，煤矿的老板又不给钱，因为不能支付医药费，他不得不出院。他找过政府、找过劳动局，却没有一个部门给他处理这件事。多个事实证明向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刻不容缓。

　　法律意识薄弱是农民工维权的桎梏
　　今年6月，一名叫张华的江苏人将22名来自江苏、河南、四川等地的农民工带到太原市殷家堡村为个人建房，由于多为老乡，农民工们没有与张华签订劳动合同。在建房过程中，张华给工人们付过两个月的工资，再到发工资时，张华以各种理由推脱，直到11月30日停工前，工人们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。12月3日，工人们去找张华时，他的住处却早已人去楼空，赶忙打张华的手机，发现手机号码已停用，22名工人的11万多元就这样没了。
　　每年年根将近的时候，总有这样悲惨的事情发生。和这帮江苏民工有同样遭遇的还有一帮河南民工，比江苏民工幸运的是河南民工讨到了后半部分的工程款。
　　今年7月，王成社带着19个老乡在太原小井峪打工，活干完了工头却不给工资。老乡们把王成社河南老家的房子团团围住，家里的东西都被抢光了。王成社没有办法，又来到太原讨要工资。他一度悲观绝望，还买了安眠药准备自杀。最后，王成社找到太原市万柏林法律援助中心，在律师的帮助下把工资讨了回来。
　　万柏林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说，农民工屡遭欠薪和工伤事故得不到解决，这里面也存在他们自身的原因，比如法律意识不强，自我保护能力又不足，有时为了揽到一个工程拿到一口饭吃，就把自己的权利放弃了。

　　畏惧法律威权是农民工维权的通病
　　在农民传统的观念里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屈死不告状”。他们认为，自己虽然受了侵害，但是打官司，首先需要很大的费用，其次是花费的时间太长，在农民工的意识中，有时间打官司还不如把这点时间花在打下一份工赚钱上。
　　无疑，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一听打官司就会头大，一没钱二没权，他们认为有理的官司都不会打赢。一个民工无奈地说：“我们这些人出外打工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就等着我们往回寄钱呢，我们实在是耗不起呀。”

　　只有制度才能根本保障农民工权益
　　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，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农民工所面临的权益保障问题。那么要怎样才有可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呢？
　　有关专家认为，解决农民工问题还是要先从制度上保障。在法律法规方面进一步完善，规定得细一些，由哪些部门来落实，比如说劳动保障部门、农业部门、和农民工有关的部门都要来把关，从制度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。在宏观政策上，加快户籍改革步伐，农民工是个历史阶段性的东西，是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现象，应尽可能缩短农民工存在的时期。
　　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”话虽如此，可谁都希望过年能有一个鼓鼓的荷包。干了一年辛苦活的农民工更是如此。因为一年的收入与家人分享，是一颗孝心，更是一颗责任心。务工与付酬，本应毋庸置疑。可有人就是要剥夺农民工尽孝尽责的权利。这些人的存在便是我们这个文明社会的羞耻。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　　
　　一双双期待的眼睛，一个个善良的躯体，怎么也想不到，辛苦劳累半年，终于盼到发工资的日子，却盼来了包工头卷钱逃走的消息。
　　刘通  摄